《沉默的回响》是中国政法大学陈碧教授最新的法律随笔集。全书聚焦于女性、未成年人、被告人三类当事人群体，覆盖家暴、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精神病人刑事责任、彩礼等公众最关心的社会痛点。这些当事人往往也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不等于安全，只有法律才能为弱者赢得正义，得到应有的对待。
下文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赵宏为《沉默的回响》撰写的书评。
撰文｜赵宏
《沉默的回响》
作者: 陈碧
版本：果麦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6年9月
四年前，陈老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法律评论集《正义的回响》，她在后记里吐槽，我基本是把管理琴童的方法用在了管理她身上，导致她总不敢在有我在的群里扯闲篇，也总是被我驱赶着写了一篇又一篇。如今她的第二本法律评论集《沉默的回响》出版，捧起书的那刻，我依旧得意于自己还是她的幕后写作推手。
从2018年起，我们四人开始在澎湃新闻《法治的细节》撰写法治专栏，之后又转战凤凰新闻的《法治理想国》。作为四人中典型的INFJ，我好像天生就很喜欢组稿编稿，碰到好的主题，也常常先于编辑就直接推给其他人，再附上一句“写一篇？”。和另外两个略显怠惰的男士相比，陈老师总是最积极响应的那个，印象中几乎没有推辞过，写作速度也几乎立等可取。记得2025年初写“法律圆桌”公号的年终总结，发现陈老师和我2024年居然像小蜜蜂一样原创了86篇评论，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被无情删除的，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直逼勤勉的村上大叔。
从伯林到阿伦特
写了那么多当然会有倦怠的时候，尤其是大部分的书写就像投向深海的小石子，几乎激不起任何涟漪。想改变的改变不了，想撼动的依旧顽固地存在，而且很多时候以为只是投掷了石子，回击你的却是滔天巨浪。尤其当作品开始被放在放大镜下不断审视，当所有书写都要首先交代自己的动机和忠诚时，很难不让人感到无力和颓丧。但就如我曾多次提及的，陈老师好像总是最不容易泄气的那个。如果因为丁点儿挫败就嘤嘤泣诉在她看来就是矫揉造作，她奉行的是“以更轻盈对抗不确定”。这句话有次还被当作了我和刘瑜老师在理想国对谈的主题，结果我俩同时表示自己一点儿都不轻盈，能配得起这句话的只有那天当对谈主持的陈老师。
但无论是轻盈还是沉重，写了这么久我们都无法回避对公共写作意义的追问。陈老师在本书的序言中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人的个性需要，我们必须对那些看上去与己无关的事情围观，发表意见，并尽量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人只有在经历风暴之后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而冷漠的犬儒和消极的斯多葛主义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你终有一天要和时代狭路相逢”。这是她写了那么久的答案，也是她想捍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绝非摆脱责任或是豁免道德的借口，而是主动投身公共场域，捍卫尊严、争取正义，且准备好了为自己所捍卫的付上代价。读到此处很难不让人动容，想到去年底因为违法记录封存的讨论，我俩都被挂在网上轮番挨骂，也是陈老师拉我去K歌到半夜，最后嘶吼的那句“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也被她写进了圆桌公号的《2025年的法治大事记》。
在第一本《正义的回响》中，她说自己的立场大多温和偏保守，到《沉默的回响》中她写下，“软弱的消极自由无法从天而降，这种权利即便天然且正当，也需要我们去争取和捍卫”，陈老师总结自己是从以赛亚·伯林走向了汉娜·阿伦特，而读了她所有文章的我则是最直接感受到了她的立场变化。从前的她很少用笃定的语气写作，她自己喜欢怀疑和质问（因为太爱提问，她还曾喜提“问题少女”的别号），也鼓励读者不要轻信结论，要独立思考，但现在她会言之确凿地写，法律共同体的使命就是“努力构建保护自由的刚性制度，包括罪刑法定、平等保护、程序正义等，目的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让侵犯自由的行为可被纠正，可被追责”。我相信这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在长期历练后的坚定选择，因为有些价值，比如人是自己的目的而非国家的手段，即使为追求结果正义也不能轻易放弃程序，即使罪大恶极之人也应获得依法审判和体面对待，这就是不容置疑且必须捍卫的法治常识，而这些常识又需要以阿伦特一样的姿态去坚定捍卫。
《正义的回响》
作者: 陈碧
版本：果麦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6年9月
那些沉默者的声音
在这本回响继续的书中，陈碧老师重点探讨了三个主题：女性、孩子和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常常就是那些无法发出声音，也总被标记为少数人的沉默者。陈老师看到了他们的故事，也希望经由她再将故事传递，并让那些沉默者的故事最终获得正义的回响。在很多篇文章中，她都会写一句，“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这句话曾深深打动过我，也被我写入《法律赋予她力量》的演讲稿中。如果说什么是法律工作者最珍贵的品质，我会选择同理心，这一点几乎在陈老师的每篇评论中都会看到。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女性自由？
女性是陈老师最近几年都在持续关注的问题，以至于她近年来几乎包揽了我们专栏有关女性主题的大部分文章。在《为女性辩护》的这一编中，她写了权力结构下的性骚扰，写了性侵案中的女性同意，写了各种类型的家暴案和对女性的网络污名与围猎，也写了女性能否拥有独立于家庭和配偶之外的生育自由，以及女性的家务劳动如何被法律重新评价和公正对待。大概因为都出生于70年代，我俩对女性身份的认知也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同频。就像陈老师最初抵触自己那本《正义的回响》被出版社加上了“女性视角解读热点案件”的腰封，在很长时间里我同样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培育已经让我们这代人觉得，只要提及自己的女性身份就是对自身能力的贬低，“女性可以和男性做的一样好”似乎也早已成了一种意识自觉。但时至今日，大概是见识了太多针对女性的偏见和恶意，我俩都已不再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就像陈老师在书里所写，承认自己是弱者，是少数派并非羞耻的事情，因为“只有卸掉假装强大的防御，那些被忽略的不公、被默认的差异，被剥夺的权利才能得以呈现”。
其实作为女性来书写女性案件并不容易，那些具体案件中的女性伤痛总会伴随书写重新在你的身体里流淌一遍，所以我理解陈老师为什么在写北大包丽案时会频频泪目，因为“不管身在哪里，掌握了多少知识，在男性的权力压制之下，她还是一个连生存权都保障不了的女性”；我也理解为何她在写性骚扰案时，会为勇敢曝光那些上位者性骚扰的女孩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只是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就已非常不易，女孩们取得了一场场格外艰难的胜利，但法律的边界乃至两性平等的边界恰恰就是由这些胜利慢慢划定。
在《为女性辩护》这编中，陈老师还写到了熟人性侵和酒醉性侵案。与男性的法律学者不一样的是，在这些文章中她都将法律讨论延伸至社会文化对于两性关系的一般期待，以及这些期待所导致的两性间的认知偏差：常规的性爱脚本基本都由男性所主导，它不仅暗示男性，对方的推就抗拒可能就是欲拒还迎，还暗示女性需要配合男性表演半推半就的戏码。于是，在不少熟人性侵案中，一些男性当事人会真诚地相信自己获得了允许和同意，也会有一些女性仅为掩饰违背社会规训的羞耻，就将偷情理解为“被害”。在这些案件中，罪与罚总会以极其简单粗暴的方式呈现，却从未抵达两性关系的根本。借由这些案件，陈老师展示了性侵案中有关女性同意问题的多维和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同样在叩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两性关系，尤其是在接受了女性主义观念的洗礼之后，我们又如何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性别议题。身为女性，我们究竟是想成为如男性一样的掌权者和上位者，还是“既不想吃父权制的苦，又想沾父权制的光”，学着将男性工具化，并理所当然地享受父权制的可能红利？
淘配网官网在这本书中，陈老师真诚分享了自己如何一点点修复对于性别身份的认知失调，也如上野千鹤子一样写下，女性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获得尊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不回避独立所带来的责任，也总会提醒女性，更大的自由一定会伴随更大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只要自由不要责任，独立自主是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可能，但这同样意味着必须独自承担这些选择的后果。所以，理性的女性主义者不应再耽溺于受害者叙事，我们需要的“是比抱怨更艰难的勇气——直视自身，并为自己命运负责的勇气”。所以强调我们是女性视角又如何呢，这不该被作为偏见或不公正理性的代名词，相反它反映的就是女性力量的成长。
《混沌少年时》剧照。
为孩子递出的梯子
除了女性，陈老师近年关注的还有未成年人，本书第二编的导言是“亲爱的小孩”。陈老师和我都曾追过一部英剧《混沌少年时》，也都分别写过邯郸少年杀人案。同为母亲，在看到这些案件时总感到格外戳心，因为未成年人案件背后往往是很多家庭的悲剧，即使对那些已受到法律严惩的“魔鬼少年”，也很难让人心生大快人心的快感。
在这些案件中，我们都会追问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父母的疏于看管，还是隔代抚养的情感疏离，又或者是越来越保理失控的网络环境？是不是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天生就是魔鬼？那些犯下残忍罪刑的孩子真的还有救吗？法律是不是只要一再降低惩罚的年龄门槛就可以对潜在的问题少年起到震慑作用？对这些问题我们至今都没有答案，包括我自己在教养孩子时，也总会被他怼得哑口无言：为什么未成年人就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明明我也有社交需求？为什么我就总被要求要好好学习，好好享受生活不可以吗？而且和陈老师一样，我家那个未成年人也曾写过同款文章痛斥，立法规定未成年人不可以去KTV就是国家管的太宽了。
闲聊时和陈老师总会感慨，这届父母实在是太难当了，明明我们小时候都是很省心的孩子，又或者我们早已忘记自己也曾有焦躁愤怒，把父母折腾得够呛的时候？《混沌少年时》和《要有光》里父母的困惑我们也都会有，到底要如何爱孩子？父母以爱为名精心供养的教育环境，是不是真的成了困住两代人的牢笼？那些裹挟着太多期待和控制的呵护与安排，是不是最终都会背离养育的初心？所幸困惑归困惑，陈老师依旧在每次叹息后都给出了温暖的答案，“我无法对任何孩子绝望，因为只有坚定地相信每一个心灵有改变的可能性，我们才能面对人性的黑暗”。
读到这一编总会想起曾看过的一本描写日本少年犯罪的纪实小说——《43次杀意》。作者在书中描写边缘少年为何会走向恶性犯罪时写过一句，“那架递出去的梯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撤走了”，少年也因此坠入绝境。不知为何，这句话总是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中，也在每次看到未成年人案件时想起，所以作为成年人，或许我们能做的，就像陈老师在书中所写，“在他们最需要帮助和介入的时候，有人能够伸出手去”，“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孩子的未来”。总之，记得把每个孩子都留在有光的地方，那把曾递出的梯子不能轻易就被撤走。
《混沌少年时》剧照。
每件错案都是集体的痛苦
本书的最后一编是《站在被告席上》。这是陈老师的专业领域，也常常是她最无法妥协和通融的问题。记得有次我们几人讨论律师能不能利用媒体力量给司法施压，群里只有陈老师极力反对，在她看来，任何以牺牲程序为代价所换取的正义都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正义。看到那些因为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时，我们总会暗戳戳嘲讽诉讼法的空洞和羸弱，陈老师也总会站出来申辩，这个锅不能由刑事诉讼法来背。她笃信任何离奇的案件背后“都有一根救赎的金线，那就是程序正义”，也认为坚守程序就会最大可能地避免偏见和谬误。
我最初以为这只是她的专业信仰，但在知道她是在警察大院长大的孩子，父亲就是个老警察的时候，才明白这同样源自她的生命经验。所以她在书中对警察的描写真是无比真切，一方面他们从事的是最正义的事业，是为被害人和国家而战，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时时凝视最阴暗的人性、最残忍的冲突；所以她在写AI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的破案方式的改变时也格外动情，“如果口供不再是重点，整个侦查结构都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个人权利的保障就能更加具体，制度对人的异化就可能被克服，刑事诉讼法就更能体现对人的保护”。
在这一编中，她写了法律工作者如何克服在破案当中的“自以为是”，也写了那些已经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要如何面对庞大的司法系统，尤其系统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又如何能避免其异化为对个人最冷酷无情的碾压机器？我们如何确保那些即使看起来确信有罪之人依旧获得公正审判？这些都是法律工作者要时时面对的难题，也因为太常面对，很多时候甚至都已经开始变得麻木，或者已经为其寻找豁免的理由。
《不止于正义》
作者：赵宏 陈碧 李红勃 罗翔
版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但陈老师的书里记述了一段无辜入狱者的话，入狱时他年仅十八岁，“正义是不存在的，你再也拿不回他们从你那里夺走的东西了，我的生活无法挽回，我在这里过了三十个生日，三十个夏天，三十个圣诞节和新年。没有一个词可以描述因为你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被关在监狱里坐着发呆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人来弥补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段话是对所有法律工作者的再次警醒，还是那句，“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所以同情违法犯罪之人，让其受到程序的基本保障和法律的公正对待，绝非就是对受害者的背叛，更不是法律精英的同情心泛滥，而是若我们无法守住法治的底线，未来可能崩塌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
记得电视剧《重器》中有一幕是袁亦方律师为作为佘祥林原型的犯罪嫌疑人辩护，但即使案件疑窦重重，彼时的司法系统为避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仍旧做了有罪判决。庭审后，那个坚强又笃定的律师在空荡荡的座位上突然控制不住地啜泣，“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我们究竟还需要走多久？我还能看到那天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看到这幕时很难不流下眼泪。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总会常跟学生提起，任何一点法治进步的取得都无比珍贵，我们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天，就不应轻易折返。
写作是让时代流经你
《沉默的回响》书里所记录的基本是从2022年至今陈碧老师写过的法律评论。有次聊天时，我俩突发奇想，要不要各自写完各自系列的三本，作为这个时代的记录，她的就是回响系列，而我的就是边界系列。现在她回响系列的第二本已出，我的边界系列也在编辑的路上。但是不是就能像我俩所期待的，完成对一段时间的法治真实的记录并不确定，除了个人持续的兴趣，这个持续的工程还受制于很多条件。
但在历经了很多风波后，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我们依旧信仰言说的价值，就像陈老师在本书的后记中所写，“常识、理性和正义仍然是值得追求的价值，期待不能太高，但还是要有”，所以在场、行动和书写都是必需，这不仅关乎勇气，同样关乎责任，因为唯有和世界，和他人碰撞，时代才会真正流经你。最后要真诚向每位读者推荐这本《沉默的回响》，她是陈碧老师的心血之作，相信读后也会让你再次看到，这个世界仍旧有人相信正义、相信良善、相信法律，并坚定地守护这些珍贵的价值。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赵宏；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配资平台查询，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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